主要论文目录索引
1．《论墨白小说中的意识形态批判》《郑州师范教育》2017.03
2．《哲思现实主义与内敛的先锋性——王威廉小说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06
3．《代言式底层文学写作的叙事缺陷与文学症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2
展开剩余96%4．《王方晨<老实街>中的道德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01
5. 《论王方晨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反思与先锋品格的生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02
6．《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路径》《焦作大学学报》2020.03
7．《现代作家情感传记书写中的发现与误读》《传记文学》2023.10
8．《“精准扶贫”的场域化呈现与社会学反思》《文学艺术周刊》2023.01
9．《当代乡土小说现代性与地方性书写的转向》《百家评论》2023.08
10．《论李知展小说的新古典叙事美学》《中原文学》2024.07
11．《地理诗学的建构与地方景观的生成》 《南腔北调》2024.08
12．《论维摩小说中“地方”的建构与空间叙事》《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03
13．《数字化时代的驯化隐喻》《小说月报·原创版》2024.12
14．《作为一种社会学样本的扶贫事件》《快乐阅读》2022.12
15．《个体化罪恶的时代审视与社会反思》《新传奇》2023.02
16．《经典文学符号重释中情感代码的意义及其限度》《散文诗》2024.09
17.《基于身份、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文艺创作》《传记文学》2020.10
著作目录索引
1.《你好，生活》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版。
2.《我是文艺青年》（长篇小说）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7月版。
3.《摇滚乌托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7月版。
4.《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中国财富出版社2015年6月版。
5.《古典空间的文化密码》西苑出版社2019年3月版。
6.《解剖城市——城市空间的文化解码与精神分析》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
7.《焦作文化大典·文学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先读其书，再识其人。三年前（2021年），朋友送我一本张艳庭先生的《解剖城市：城市空间的文化解码与精神分析》。连续几天阅读完毕这本文笔飘逸洒脱、思想精湛锐利的都市文化随笔集，我深深惊叹于作者对城市各类物象文化勘探之深邃通透。那些在我们看来原本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的超级市场、步行街、花市、广告、古玩城、广场、车站、公园、医院、书店，经艳庭博士一番从腠理、肌肤到骨髓扁鹊见蔡桓公式的剖析，竟然蕴含着这么多深厚的“都市文化原理”，由此，我也牢牢记住了张艳庭先生的名字。
有缘识荆。三年后（2024）的一个仲夏日，在一次朋友的新书分享会上，我结识了儒雅文静略显腼腆的张艳庭先生。艳庭话语不多，一身静气，颇有当年顾璘初见青年张居正“此子有静气，器识远大”之叹。自此，我的文友圈儿中又多了艳庭这位英姿勃勃、才气蔚然、锐气灼灼的仁兄。随后，艳庭送我一本他探访古宅、古村、古镇、古城、古园、古陵的文化访古随笔集《古典空间的文化密码》。近年来，一直持续关注并研究现当代散文多年的我，从两本书名中共有的关键词“文化”以及“解码”“密码”所产生的第一直觉就是，艳庭的这两本颇有文化品位和思想含量的文化随笔集，分明是对当下油腻油滑滥情矫情散文泛滥书写的拨乱反正，他把散文的书写空间从篱笆小院、餐桌书房、茶座咖啡厅拓展到了更广大的都市文化丛林和更辽阔的文化旷野。我把艳庭的文化身份界定为一位穿透都市文化表象，深入都市文化密林深处福尔摩斯探案式的“勘探者”。
阅读毕艳庭两本书后，很不过瘾，我还想竭泽而渔般一网打尽艳庭的所有作品。我又从网上购得艳庭的散文集《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和两部长篇小说《摇滚乌托邦》《我是文艺青年》，细细通读，作家艳庭与学者艳庭，象牙塔内的艳庭和游走于都市、古村古镇“行者”艳庭，形象叠合，变得更加立体完整，让我得以“通观”，目前文学创作风正帆悬、学术研究潮平岸阔，艳庭的整个文化学术景观，得以考察艳庭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路径选择背后的时代逻辑与文化逻辑。
在这个文化边界、地理边界日益模糊的城乡一体化时代，作为80后学人，艳庭本身就置身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向现代化大步跨进、城乡日益融合的时代语境中，其学术研究也就本源性地具有视野开阔、思想精锐、文化前卫的现代化特征。
长期以来，对西方理论资源的大量引进和阐释，学术界虽然一直存在着种种质疑的声音，有人极力否认理论的通约性，不承认有超越国界、人种的理论，认为舶来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错位，与中国现代化语境不符，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不溶。其实，作为对经验进行命名和描述的理论，其本身所具有的工具理性，早已超越时代、制度以及社会发展阶段，而成为人类共享的公共文化理论资源。可以说，害怕外来文化的入侵，是一种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而要真正保住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部分，只有在拿来主义的借鉴融通中，才能不断强壮本土文化的基因。况且直至今日，西方理论早已融入到了中国学人的生命血液中，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并成为学术研究凭靠的重器。
置身于中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学术语境中，有着良好学术胃口和极强消化力的艳庭，广泛深入地汲取中西方文化学术资源，没有传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功能区隔，没有水土不服的不适应感，没有生吞活剥的消化不良症，而是秉持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接通、打通、融通、贯通精神，兼收并蓄诸多西方现代学术资源。艳庭在读博期间，横扫一系列西方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著作：马克思·韦伯、鲍曼、布尔迪厄、罗伯特·麦基、福柯、吉登斯、雅斯贝尔斯、黑格尔、米兰·昆德拉、卡琳内斯库、华莱士·马丁、海德格尔、杰姆逊、韩炳哲、路易斯·沃斯、特里·伊格尔顿、让-里埃尔·理查德、列斐伏尔、多琳·马西、巴赫金、罗兰·巴特、詹姆逊、米歇尔·柯罗等西方学人著作，以及中国现当代学人的著作：费孝通、耿占春、童庆炳、张清华、吴义勤、尚杰、黄子平、石中英、孙肇基，经此一番中西文化理论的洗礼和垂直开采，艳庭学术视野大开，为其以后的学术研究打开了宽广的通道，奠定了厚重扎实的学术研究根基。
艳庭的学术研究，没有惯常的理论先行，用理论的铁皮靴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一切文本，而是以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宽广胸襟，在对中西文化学术资源的消化吸收中，“另眼”相看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新质变，“复眼”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本蕴含的新质素，呈现出了别有洞天的学术新景观。宽广的学术视野，天赋甚高的学术资质，汹涌澎湃的批评冲动，让艳庭的学术评判真诚坦率、犀利精警、别开生面。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文化大生产，物换星移，基因突变，品种改良，需要用“他眼”“冷眼”“热眼”的重瞳子来关照审视。如今的“山乡巨变”早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乡土文化边界，“中国所谓原生态的乡村，它的伦理道德和地理，正在成为一个废墟”，“乡村可能越来越成为民众精神危机的源头或者象征，承载了人们因社会飞速变化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和一种无根感”，“所谓道德的废墟，正在成为新道德的土壤”。（梁鸿《何谓梁庄，何谓乡村，何谓农民》）与之相伴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主导知识型已由美学等转向了社会学等知识类型”，当代文学批评，其文本的复杂性也早已超出了传统思想论、艺术论的范畴，而需要动用多双文化“复眼”进行更深入的社会学、文化地理学解读，需要积极介入新的历史语境，在现实关怀中勇敢发声。
在这个学术书斋化、游戏化，甚至文学批评变成文学表扬的今天，艳庭以“热眼”观世阅文，其有温度、高度、深度、宽度的文化批评直指现实，显示着一位有良知的当代学人应有的学术担当与学术操守。其文化批评的锋芒直指城乡接轨中的“突变点”、“风暴点”。
艳庭在《“精准化”扶贫的场域化呈现与社会学反思：评陈宏伟小说《陆地行舟》一文中，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现代官僚体系与贫苦乡村两个场域的聚合与折叠所形成的新场域，“既导致了两个场域主导逻辑的碰撞，也导致了场域资源的再分配和相互转换，还进一步塑造了行动者的习性”，科层制主导逻辑在扶贫场域中的呈现，让“单一场域的工具理性和技术责任的主导逻辑陷入了失效的境地”。西方“场域”理论的引入，打开了我们解读现代化进程中“精准化”扶贫的新窗口。
艳庭的文化批评，学术人格独立，姿态挺拔，棱角分明，冷眼旁观，维度多元，对文本征候的诊断精准有力。结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观点，艳庭在对当代乡土小说的解读中，发现伴随着当代乡村空间的变迁与社会转型，作家开始对现代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小说揭示出了在城乡一体化的融合过程中，中国乡村场域的复杂性，权力、资本和地方性知识之间呈现愈加错综复杂的关系。科层制度不断对空间和地方的脱域化，身份认同处于漂浮之中的乡民，是地方性确保了乡村的主体性，而不只是城市的附庸和所要合并的客体。（张艳庭《当代乡土小说现代性与地域性书写的转向：评王方晨<大地之上>的空间叙事与思想特征》）
艳庭的文化批评话语，没有穿靴戴帽的客套，没有四平八稳的左右逢源，没有弯弯绕中的欲言又止，而是单刀直入，鞭辟入里，“砉然向然，奏刀騞然”，淋漓爽快，眼光锐利，把文本解读的过程作为勘探发现文化新质、特质的过程。在对方方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解读中，艳庭结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指出了作家这种“代言式书写造成了对苦难的罗列和堆砌”，“把个体与群体等同，削弱了个体生命的真实性，也削弱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损害了作品的文学价值”。艳庭又以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为理论支撑，指出方方小说中“文本压抑所反映出来的是作者视野高于人物视野的等级关系”，“把小说中的人物变成了能指的符号，对人物本身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有所牺牲”。依据本雅明的小说叙事理论，艳庭点穴到位地指出作家因为“经验的日益萎缩”，导致小说把苦难书写“像消息一样堆砌，带来的只是对苦难应有震撼效果的消解”。（张艳庭《代言式底层文学写作的叙事缺陷与文学症候：以<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为例）精准的剖析，几乎让人有惊出一身冷汗之感。
艳庭以当代都市小说为矿源，以文化修辞学为镐，以社会学批评为镢，勘探到了都市文化岩层的深处。在对都市文化垂直化的纵深打探中，发现“城市街区外表之下，有着浓重的乡土社会的阴影”，在“现代性的交往价值对道德传统的侵蚀”中，“传统道德无法有效解决现代社会中种种关系问题”，“真正的道德并不是一种地点本质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建立在差异基础之上的主体间性的积极建构”。（张艳庭《王方晨<老实街>中的道德书写》）外乡人只有在“完成一种他者身份的转化”中，才能成为一个城市的主体。（张艳庭《哲思现实主义与内敛的先锋性：王威廉小说论》）在科层制存在的“等级碾压”中，道德个体急速向权力个体转变。(张艳庭《个体罪恶的时代审视与社会反思：评房伟长篇小说<血色莫扎特>》）艳庭一系列的文本分析，探入到了都市文化的毛细血管中，也为小说家的文学创作打开了可以无限腾挪跌宕的新空间。
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文化勘察点从乡村位移到了都市。这种观察点的位移，让都市从背景变成了近景，从幻境置换为实境。当代人从羁旅行役的客居到都市一隅相连社区的蜗居，从时时刻刻的逃逸到半推半就的皈依。人伦、群体、精神、信仰被身体、个人、欲望、金钱、权力所替代，技术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也似乎顺利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主潮，文化（学）书写的主阵地也由乡村转移到了都市。巨无霸的都市不断地攻城掠地吞噬一切，中国乡村正处于风雨飘摇整体沦陷的境地。艳庭在对众多当代都市小说进行文化勘探的同时，也把对都市文化的勘察，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重要立足点与观察点。
艳庭的文化“修身”，也同很多学者一样，缘于骨子里对文学情有独钟的热爱，起步于诗歌、小说、散文的写作实践。作为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人，艳庭没有惯常老一代学学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城乡二元对立情结，没有割舍不掉的文化乡愁缠绕，没有痛彻心扉的两栖文化身份的撕裂。对于艳庭而言，都市不再是文学书写的背景，而是写作的现场；不再是时时瞄准射击的批判靶子，而是进行文化勘探、思想开掘、精神生长的主战场。
艳庭的长篇小说《摇滚乌托邦》，不是对当代都市万象的全景式呈现，而是在对一座“音乐之城”的乌托邦式叙事中，作者选取礼乐教化这一中国传统道术，深入探讨作为原本教化人心、“乐和民性”的音乐，在法、术、势合力推动的“乐教”中，充满魔力的音乐如何深深嵌入一座城市的治理体系中，让城市变成一个音量巨大的音箱，时时处处左右着世道民心的向背，诱导着人们如飞蛾扑火般地助力于情欲的燃烧。艳庭把“音乐”作为描述当代都市喧嚣聒噪、人性病变的隐喻，揭示出权力与乐教的内在关联以及音乐与人性的纠缠，感触到了当代都市文化的脉动和心跳。
如果说，《摇滚乌托邦》是艳庭管锥都市文化打出的第一个洞眼儿。那么，长篇小说《我是文艺青年》就是他触摸都市文化脉动的“个案”。作为都市文化一方绿洲的象牙塔，艳庭在小说中呈现的大学文化生活图景，迥异于王蒙小说《青春万岁》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个人与时代交融互浸的思想胶着；在所谓的“步调一致”中，急欲追随与社会发展同步，自觉压抑个性、情感所产生的心灵焦灼；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共同价值取向中，青春豪情的肆意挥洒与因城乡差异而产生的文化乡愁。
艳庭笔下的“跨世纪”大学生，诚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提出的“个体即是世界的存在”，世界的映照就是个体的存在，个体的任何表现形式都是成立的。校园不再是围墙高筑庭院深几许的封闭之所，而是作为都市文化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与都市文化的潮起潮落声气相通、同频共振。都市不再是学者所批判的“一堆水泥”的冰冷存在体、一群孤独者的集合体，不再是诗人王小妮所云的“太阳千辛万苦/照不绿水泥的城”，而是抗拒社会规训的自由奔放之地，情感更加开放，思想更加自由，个性更加张扬，就如小说中的大学生纷纷挣破校园之网，做一条游荡于都市文化汪洋中的鱼。可以说，艳庭的《我是文艺青年》是解读跨世纪大学生都市文化生活镜像的重要文本。
十分讲究速度与效率的现代化都市，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当下都市文学创作的品质。艳庭的这两部小说，也显现着快节奏背景下的都市书写特征：在不断加速推进的细节呈现中，人物书写缺乏应有的情感积累过程；在草蛇灰线的情节延展中，叙事缺少应有的针脚细密的连缀；在现代都市文化积累叠加的过程中，文化还没有渗透到了人物的潜意识深处，人物形象缺乏与其社会身份相配的应有的文化温度与高度。甚至，在速度效应的气场氛围中，这两部小说的结尾都有仓促收场之感。
固然，在这个都市文学遍地开花蔚然壮观的时代，艳庭对都市文化小试牛刀的解读，还只是面包上切下的薄片，还只是隔帘相望的风景，其背后还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持和载体支撑。与其小说创作相伴而行的散文创作，可看出艳庭文学生涯中“修齐治平”的又一个渐进过程。
作为一名职业散文读者，我更喜欢艳庭在小说创作之余写下的散文。虽然，在当下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学品类中，人们贯用小说的分量与体量来考量一个作家的文学身份与地位，称量一个作家在职业书写中的重量，甚至有学者声称“现在的散文都没有可评性”。但是作为“弱文体”的散文书写更能看出一个作家心灵的真实度、情感的温度与世界的关联度。目前，散文的“大”与“小”，不仅是散文篇幅体量的大小，而是散文蕴含的思想含金量与精神能见度的大小，尤其是在这个散文写作日益泛化，整个社会处于共情、共识的同质化时代，坚守真正文学意义的散文写作，含金量和能见度成为鉴别散文品质高低的试金石。
艳庭散文书写的空间多是公园、社区、街道、茶馆、居室、办公室、原野等，作为没有间离之隔的“在地”写作，打破了“离地”写作中常见的城乡二元地理壁垒，散文的能见度更加畅朗。消除了传统“离地”写作中主客两分的情感错位、精神对决，自我意识、独语意识的主体性思考姿态更加从容，直面情致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敢于重视其形成过程中的特殊性、偶然性和个别性”（范培松），就如艳庭的自白，“一定程度上说，我是在心头背负文学的使命踏进生活的，我不断试图用文学的测量工具来探测不可测的生活”。（张艳庭《表演中的西西弗斯》）
艳庭散文书写的时间多是春夏秋冬四季中都市的夜晚、雨中、雪中，这是从都市时间刻度中逃逸出的最柔软的通往个体生活方式的私密时间。技术时代日益精确化的物理时间，削弱了人类反思的力量，因为“只有散步的节奏和速度才是适合于工作之外的生活”，而“没有思考带了的时间的宽度，品味不可能发生”。（艳庭《追赶慢生活》）作为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当代学人，艳庭把散文书写作为自己坚守的一种生活方式，意在向情感心灵世界的“内宇宙”开掘，以“我”观“景”观“物”观“心”，他在“品味春天”、“夏夜茗香”、“城市手记”、“灵魂独语”的诸多文字中，为自己构筑了一处可以安妥身心的暖巢，“公园里的许多空白之处，也都留下了我填充的诗句与文章”。（艳庭《生活中的一座公园》）
艳庭散文书写的对象多是花草、木石、雨雪、书画、茗香等，是从都市水泥缝隙中的旁逸斜出物，是都市生活中无关凡俗痛痒微乎其微的零散片段。艳庭以“边缘”的姿态来对抗现实生活世界的集中性和完整性，这些“小”最能见出散文背后站着的艳庭，最能看见艳庭散文书写中诚意表达的品质。艳庭以自我为书写视角，以学人之眼细细打量被硕大社会网眼抖落掉遗忘掉的生活杂拌儿；以温润细腻的文笔呈现出碎片化时代到处布满漏洞的生存之中留下的吉光片羽；以思辨之力咀嚼消化所遇所闻，并皆化为营养丰富的一篇篇文字。“雨水也让我更加贪婪阅读，文字以雨滴落向大地般的感觉落入我的心灵深处”。（张艳庭《雨中恋曲》）艳庭用文字包裹柔软，以此抵御都市钙质化的坚硬。
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面对城市化不可逆转的加速发展，城乡边界日趋模糊，乡土文化的日益边缘化、背景化，怀古就必然成为人们平衡身心、抚慰心灵的又一路径选择，重温古典也成为诸多学人文化寻根的内驱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文化发展也在转型中呈现多元化、世俗化、碎片化的特征，以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文化（历史）散文书写为标志，散文跳出日趋窄化的书写空间，摆脱生活的油腻与轻飘，以此获得生活的清晰感、意义感。也许日益与生活现场隔离与个性化精神生活日渐游离的学术研究，远水不解近渴，文化随笔也就成为诸多学人守护精神纯粹的“轻骑兵”，就如当代著名学人鲁枢元先生所坚守的“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展露”那样，余秋雨所言自己：“为什么要用散文来裹卷学术，只是希望能在枯燥的学理和考订之间保持畅达的灵性，让读者感到亲切。我相信，只有促成当代生命的亲近，才能滋润千年文本”。置身于古典空间中，执著于破译“文化密码”的艳庭，在一系列“访古”中，“用更加文学化的写作手法，来柔化那些理念的坚硬”，“试图展现一幅景观、历史和文化交织的三维图画，既有文学性，也有一定的学术性”。（张艳庭《古典空间的文化密码·后记》）
长期以来，在名为繁荣实为热闹的散文泛写表象中，散文的容器其实很小，散文思想精神的能见度很低。遍观当下泛滥的散文书写，不外乎一方自然小景的粗糙书写、一点生活琐事的轻浅小感、一缕自恋式情感的浅薄倾诉，一种奶油面包式小情调的恣意放大，狭窄的视野，粗浅的认知，清汤寡水的文字，随意躲避难度的散文书写，造成当今散文的浮肿与虚胖。在这种丧失了写作难度与高度的无限繁殖重复生产的“全民散文”书写浪潮中，好皮囊千篇一律，好散文万里挑一，在自然淘汰、自我优化的文本运作机制中，当下品相好、品级高的散文当属学人散文。艳庭综合了历史学、建筑学、人类学、文化学、地理学、政治学等文化知识的“访古散文”，是调动自身文化库存、用足一身学术之力、狠下一番学术之功的文化随笔，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百花园式散文，是有容乃大、气象万千的复合式散文，是多歧路、多频道、多声部立体交叉的散文。
艳庭在“访古”中不是见景就拍照的占有；不是吃吃小吃儿、听听小曲儿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的“到此一游”；不是唱一曲思古幽情、怀古伤今的“登幽州台歌”，而是“勘古”、“探古”、“品古”的深度体验与感知。在“皇城相府”中，探明“陈廷敬就是依靠建筑空间的巧妙处理，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权力”；在“康百万家园”中，发现康家的“留余”思想，是“妄图用道德来保证家族富贵的长久，财富的流传，保证个人的健全与存粹”。艳庭的“访古散文”以知识奠基，以思辨着色，以审美提质，思想跌宕，精神摇曳，古朴厚重，超越了一般性“游记”的藩篱，开拓了游记游记书写的新空间，增重了当今文化散文书写的分量。
学者刘军认为，“优秀的散文家大概都是一种退却的姿态”，“从社会退到个人的内心，守护了内心的诚实和本真”。都市齿轮高速运转的背后，都有预先设定好的精准的运作程序，它要求每个人各就其位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地按照程序有节奏地运动。游离于这种公开、强制性的程序之外，以“游荡者”的身份与都市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当下诸多“访古散文”书写者的文化抉择。作家青青撰写《访寺记》一书，是为了“朝一座神圣的山，拜一座宁静的寺，安一颗不安的心”；作家冯杰感叹，人住在城里，神住在乡村。学者汪民安认为，“城市也只有在游荡者的眼中，才能展开自身的秘密”，以此避免自己所珍视的东西被削弱或者摧毁。艳庭在《平遥：一座古城的三种形态》一文中夫子自道：“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想去寻找那里的古迹，寻找属于它的历史。在有历史的地方居住，像在时光中也找到了落脚点。”艳庭所寻找的“落脚点”，也是当今学人寻找的精神着陆点，也就是作家残雪所言的努力培养“以人的身份开口说话的习惯”。他在这种访古的游荡中，以福尔摩斯探案式的敏锐感知，时时保持着对同质化生活的高度警觉，也为自己的文化勘探保留一个有待开掘的处女地，也如钱穆先生在《读书与做人》中提出的两个最大的理想和目标：一是培养情趣，二是提高境界。
作为新一代学人，艳庭没有传统学人那种寄身都市一隅的溶血之痛和剑拔弩张的紧张。艳庭的学术生命成长一直伴随现代都市文明的推进，其对都市文化的勘探，也就顺理成章自觉地成为其学术使命，这种缘于血缘、地缘与业缘的天然链接，也让其对都市文化的学术态度是温和的接纳和对等的平视，也如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具有“批判性质疑”品格的“精神气质”。对于福柯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精神。
实际上，面对都市文化，这种“批判精神”一直伴随着都市文化发展的进程。以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例，20世纪90年代直至新世纪初，学术界掀起的都市文化批判热潮不减。依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读到的就有高小康的《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传承》、《狂欢世纪》，王德胜的《文化的嬉戏与承诺》，刘士林的《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以及由其主编的《都市文化原理》，章妮的《三城文学都市乡土的空间想象》，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包亚明的《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陈立旭的《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张钦楠的《阅读城市》等，这些著述从审美文化批判视角开启了对现代化都市文化批判的序幕，揭示了都市文化中官方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丛落的形成与分流的镜像。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高歌猛进，作为生活于斯工作于斯的都市“行客”“倦客”，也早已变成了常住居民，面对置身其中潮起潮落的都市文化，逐渐消解了批判的火气，黯淡了批判的锋芒，减缓了艾凯所言的“持续焦虑”，平心静气地走近都市文化的深处，开始了罗丹所言的“从深度上观察现实”都市的个案解读，如汪民安的《感官技术》、《论家用电器》，刘士林的《六千里运河二十座城》，易中天的《读城记》，贾平凹的《老西安》，陈平原的《故乡潮州》，婴父的《二七塔：一座城市的精神造像》，冯杰的《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等，这些专著以诗人余光中先生所倡导的以“知性做脊椎的感性”，以易中天所言的“城市的个性和魅力是我们读城的向导”，以阿德里安·福蒂所言的“钢筋水泥土的现代一体性”为视角，对现代都市做更有温度、宽度、深度的文化解读。这也是艳庭“解剖城市”所发生的时代文化语境。
回看艳庭的都市文化勘探历程，有一个若隐若现的路径。从小说视野中都市景观的形象呈现，到散文视野中的都市细密书写，再到文化随笔视野中的访古探秘，直至“批大卻，导大窾”的城市解剖，艳庭的都市文化勘探，视野更开阔，力度更大，切入点更精准，其集大成式的都市文化随笔分量最重、信息量最为密集。
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面对朝夕相处奔走于其中的都市，整日裹挟在都市生活洪流中习焉不察的我们，其实对自己所生活的都市知之甚少甚浅，对都市景观的庞大堆积缺乏应有的生命体察。“访古”归来的艳庭，目光逡巡于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都市，“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在都市文化的肌肤、腠理和骨髓间，着手于一次次“解剖城市”的文化手术。在静谧明亮的无影灯下，刀刃向里细细切开厚厚的文化脂肪，沿着都市肌体的脏腑经络，刀锋直指光怪陆离都市表象下隐藏的病灶，发现“一个商品所占的空间越大，往往意味着它的商业价值越高”；（艳庭《大型百货商场：圣殿或魔都》）惊叹“每一个独立的商品都是一段经由语法编码的文章段落”；（艳庭《超级市场：市民的购物美学》）惊呼“在这个对物进行编码的过程中，广告制造了人们的欲望”。（艳庭《广告：商品符号与精神欲望的编码》）
艳庭的都市文化勘探之旅，既是对热闹繁华都市的“祛魅”，同时又是对面孔单一、情感冷漠城市的“复魅”。艳庭勘探出了一座文化内涵丰盈、深藏多重文化秘密的“新城”，一座内有风骨、精神吊诡、诱人解读不尽的“幻城”，一座让人甘心蜗居一隅又让人时时逃逸的“围城”，一座让人欲望炽烈、深陷其中欲罢不能的“魔城”。读艳庭的这本《解剖城市》，总让人产生陷入庞大而深邃城市文化与空间理论中不能自拔之感，乃至读后再打量我们生活的都市，慢慢产生了像艳庭破译都市文化密码的冲动，大有看城不是城又看城还是城之感。
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对学术感兴趣的。年纪还轻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总是文学创作。从高中时期对诗歌的痴迷，到大学期间发现了小说，一根筋地只想写作小说与诗歌。那时候虽然学的也是汉语言文学，但我的兴趣总是在作品本身，没有将学术研究纳入自己的规划。甚至那时候有些看轻学术，觉得文学创作的意义更大。因为看到文学研究都在文学作品产生之后，觉得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只能排在文学写作之后。
青春期对文学创作的热情，是我觉得自己后来很难再超过的。许多个时刻，当我面对白纸或电脑空空的屏幕空坐时，总是想起以前写小说的那种劲头，仿佛可以把自己整个生命投入进去；那种写作的顺畅，仿佛整个生命都在文学的虚构与想象中得到释放与融通。还记得当时在老家写作一个长篇小说的结尾，老家院子里下起了雨，植物都被淋湿了。我走进院子，让雨把自己淋湿，后来又回到屋子里，在窗边看雨。这个景观虽然是常见的，但在那一刻，我觉得有什么东西，突然一下子被改变了。因为这个小说的结尾，我觉得仿佛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中，院子里那一刻的景观却似乎被永恒地固定在了我的记忆里。多年之后，我似乎还可以感受到满院子那湿漉漉的绿意。这是想象与虚构对个人普通生活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意义。
但这样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状态，并没有一直持续。初入文联工作的几年，长时间的公文写作和机关单位的环境及规则，抑制了这种热情。还有工作时间的挤压，使我也不再有那么大段的空白时间。那时将文学看得过于重，反而使我无法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时间和策略。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接触到了许多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人，也接触到了更多的观念，有许多在不自觉中渗透了我的头脑中，思维也变得复杂起来，总是有诸多的矛盾在我思想里碰撞。由于一些特殊的人和事，我被困在人际关系中，仿佛进入无物之阵，无法摆脱四周看不见的纠缠。几年时间，我都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中，文学创作也再没有了之前那样的热情与灵感。
后来，依然是文学创作将我从那种状态中解放或者拯救出来。主要是散文这种文体。我逐渐放下了小说的复杂和诗歌的天马行空，开始写起了身边日常化的小事小物。这种日常化的具体事物滋养了我。它们单纯、自在而又独特。在书写它们的时候，我摆脱了自我内耗，成为了我所书写的万事万物。这样的写作起先仍是以短小的散文为主，后来逐渐加长。我的阅读，也从小说转向了更多的学术理论和思想文化著作。从这些书籍中，我的散文写作像获得了思想养分的滋养，不断地生长，变得强壮。而我像饿极了的人一样，大口饕餮那些理论著作，从文学理论一直扩展至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哲学。散文随笔文体的包容性也逐渐凸显出来。和小说需要在情节结构上精心营造不同，也与诗歌在语言上精心营造不同，散文有着更多的自由度，我可以将一切纳入自己的写作。
这一时期，我也担任了报社特约记者和编辑，写作通讯与报告文学。通过这样的写作，我学会了采访，更贴近观察生活的细节，也从单纯的小我中走出，走向芸芸众生。我也从自己生活的狭窄圈子中走出，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在不同的环境中生活着的人。
这些经历都在不断地改变着我的写作，制造着我惯常写作中的矛盾：我一方面猎取生活中优美典雅的诗意，一方面又抵制这种诗性的浅描。作为一个现代诗歌写了多年的人，我明白更具现代感的诗并不产生于对古典式优美的描摹，而是产生于对模式化语言内部的爆破和对日常语言所固定意义体系的撕裂。当书写那些风花雪月、亭台楼阁等优美的事物时，我又想要去写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真实与残酷；当我的笔触屡屡伸向乡村与自然，我又想到更应该书写自己最熟悉的城市，然后我的阅读又延伸到本雅明、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等。
我的写作就在这些矛盾之间不断碰撞调和，屡次感觉到知识与文学之间的矛盾。当我把笔触又伸向远方，写远方的名胜古迹，我对历史、建筑等知识有了更多的涉猎。远方并不是要猎奇，还要更多的知识。但真正需要知识的并不只是这些不熟悉的远方。熟悉那些知识后，我反而开始更加在意自己生活中相关的知识。
人是一种追寻解释甚至自我解释的动物，对于自己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事物，都会有一种想要解释的本能。对事与物的解释，可以使一个人的生活拥有意义的秩序，一个人也因此生活在有秩序的世界，同时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世界。所以说人是一种寻求解释的动物，也是因为人是一种追寻意义的动物。这些意义，让人不仅拥有自我，更可以拥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中，包括了他者。
由文学向哲学或理论的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对自我意义的寻求，转向了对他者意义的寻求。早年的文学阅读中，自我的感受至关重要，而在后来的哲学或理论阅读中，自我的感受成为了一个背景，或者缩小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与哲学或理论知识更具抽象性有着深刻的关联。
在对学术和理论的不断学习中，尤其是读研读博期间，自我的感受逐渐缩小，而一个更宏大的世界逐渐进入我的世界。读博期间，专注更成为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词语。我学习并深刻体会到了专注力对于为学的重要价值。为了能够专注于学术，我几乎停掉了文学的写作。
也是这样一种专注的学习，让我进入到一种独特的快乐或幸福状态。在文联工作时，曾跟人说，感觉最快乐的一段经历就是在大雨中窝在家中看了一天的书。这其实是一种高度专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也是极易产生心流的状态，也是我为何会深感幸福的原因。
这种由快乐至幸福的语词的转换，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或单纯的对他人的炫耀。工作时，曾与一群喜爱读书的人搞读书会。其中的一次就是关于何为幸福的讨论。当时，我也阅读了许多论述幸福的书籍，其中最认同的是罗素的说法。罗素认为，幸福就是人感受到自我的无限可能的状态。这个说法，也许是我在阅读罗素对幸福的感受性和动态性之后的一种自我总结。而极度专注时的心流状态，既带来一种深刻的感受，又意味着对某一事的专注，所带来的是对此一领域的精进，而这种精进带来的是更多的可能性。
但在工作期间，我因为事务繁多，得到这样的心流的机会并不多。而在重新回到学校读书之后，这样的机会开始多起来。没有那么多繁杂事务，完全投入地读书，使我不断地进入到这种状态，成为我所拥有的独特的幸福时刻。
在这忘我的学习中，我对人的自我的认知也有所变化，对其情境性有更深的认同与体会。即自我并不是固有的，而是由所处的情境所决定。虽然这一关于自我的认知对于文学创作也很重要，但是我更多地把自己置于一种学术和学习者的情境中：不断地听课，不断地交流，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写作。这一情境论认知，让我地把自己在学术之路上推得更远。我对世界的诸多经验也导向了多种解释的法门，不断地重新思考和解释自己曾经经历的世界和事件。这个世界也逐渐超出了我的直接经验，而不断与我间接经验过的世界相联接。学术、理论、思想，给我打开了一个个新的世界，让我不断沉迷。这也许就是学术的魅力。维特根斯坦说过，你的语言就是你的世界。我逐渐通过学习到的更多的概念和话语来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对它具有意向性的同时，还可以去思考、认知和解释它们。这让我的世界不断拓展认知的边界。虽然这个时期的我，因为学术而暂时远离了文学写作，但其实又有其合理的逻辑。文学创作时期，我就提出过综合写作的理念，不断拓展自己文学写作的边界。只是这一次，我在德勒兹和希利斯·米勒等人的催促下，走得更远了一些。
博士毕业后的暑假，我回到了熟悉的环境中，经历了一次自我观念的波动，这是不同的人生经验之间的不调和，以及相互冲突。我发现很早以前的那个我并没有彻底消失，在特殊的境况下还会出现：很早以前那个思维僵固的我，在别人的打压下形成强烈自我怀疑的我，经历过嘲笑而在意他人目光的我。这些我和读博期间那个向可能性敞开大门的我，知道世界之辽阔的我，靠自信克服了学术之路上一个个未知困难的我会发生冲突，甚至会在特殊的情境中占据上峰。同时这也是一种思维所带来的困境，即试图通过思考来解决情感、心理和未来的未知性问题。这是学术学习中，我对大脑和思考的过度依赖的负面结果。我也意识到，那些我似乎掌握的理论和思想，其实只是浅薄的思维层面的掌握。
在单纯思维所带来的混乱中我逐渐意识到，完整的人并不只是理性与思考，也不是只运用大脑就足够，还需要更多的对心灵与直觉的倾听与感受。与思维相较，经验的意义和价值也许更值得重视。在这种人生经验的断裂与变化中，怎样去认识自我，又如何去读书与写作？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我，从项飙所说的“以自己为方法”中受益颇多，而王汎森先生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也让我重新思考学术与生活、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们并不是完全矛盾的。我之前对文学写作的完全放弃而全部倾注于学术阅读与写作，可以成为某个时期的策略，却不能够成为人生的完全转向。我逐渐地去接受之前的我，也是接受自己文学创作与学术写作的双重经验，以此二维经验来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生活也不只是由一个个目标分割和主宰，而是应该有自己的系统，是日复一日的当下，而不只是为了某个未来的准备。这些想法使我逐渐地能将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相互统合，但这样的统合，仍然是在进行中。文学写作与学术写作，都是我重要的生命经验，也分别给我打开了不同维度的丰富的世界。如果说它们有共通之处，那么它们共有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创造本身。
■原载《快乐阅读》202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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